杀菌剂是一种重要的植物病害防治手段。随着杀菌剂的大量使用，病原菌的抗药性也日益增强，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解杀菌剂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深圳农业科技》记者采访了南京农业大学周明国教授，采访中，周教授分享了他在植物病理领域的研究经验和见解。
记者：周教授好，在植物病理领域您是全国专家，也获得了不少国内外奖项，请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与研究的领域。
周明国：我出生在农村，年轻时也当过几年农民。那时候高中毕业后没有大学可以上，只能回乡务农，一干就是五年多。在当农民的过程中，我亲身体验了或者亲眼看到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艰辛和困难。当然，现在的农业跟我当年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农业科技非常落后，没有农药，没有化肥，都是靠人力劳作，农民在田间地头辛勤劳动，非常辛苦，这样的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从那以后，我做任何工作或学习，都不会觉得苦或想退缩。农民的困境让我立志要为农业服务，为农民服务，这是我的出身和使命。
1977年高考恢复后，我很幸运地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学农的大学生。我考入了江苏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后来恢复到南京农业大学。1982年毕业后，我留校从事病害化学防控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当时，我在查病害文献时，发现文献都很落后，图书馆里都是几年前的影印件，而我认为，大学的科学研究应该有前瞻性，要引领社会的未来，而不只是解决当前或过去的问题。
那个时候，我的老师也很关心我，支持我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我总体上觉得，我们的农业在改革开放后一定要走向现代化。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农业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科技？或者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虽然当时我们用的农药很少，但我认为，农药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它一定会大量使用。那么大量使用就会带来一些新问题，比如毒性问题、残留问题。
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研究一些选择性的农药，比如说只对有害生物有效，而对植物和其他动物非常安全的农药。但是这样的农药又有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容易产生抗性。所以我就选择了研究抗药性的问题。研究杀菌剂的生物学特性和应用技术，以及它们会不会导致病原菌产生抗性；研究如何有效地防控这些病害，如何延缓抗性的发生，或者如何应对抗性的出现。
记者：周教授，杀菌剂使用后病菌的抗药性也在加强，针对抗药性的问题，您有哪些建议？
周明国：市面上杀菌剂的更新速度比较快，主要是因为杀菌剂的抗性产生速度非常快，甚至比杀虫剂和除草剂都快，这是一个很多管理部门和基层工作者忽视的问题。他们认为杀虫剂和除草剂的抗性更严重，更容易看到，而忽略杀菌剂的抗性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杀菌剂的效果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而杀虫剂和除草剂的效果是很直观的。
但实际上，杀菌剂的抗性发展速度非常快，原因是病原微生物的生长速度快，繁殖速率大，变异速度也快，所以抗性变异也快。而且它们产生的抗性水平也非常高，有些杀菌剂即便使用原药也杀不死它们，这是因为它们的靶标发生了突变，使得杀菌剂与它们的靶标分子不能结合，没有结合就没有效果，所以这些杀菌剂对它们就完全失效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更新药剂品种。但是，同一类药剂作用机理相同，往往存在交互抗性，不能随意替换。比如说，多菌灵、苯菌灵、噻菌灵以及甲氧基丙烯酸酯类等同类药剂都有交互抗性，如果其中一种不行了，换另一种也不会有效果。
目前，我们常用的一类药剂是琥珀酸脱氢酶抑制剂，国际上认为，这类药剂的抗性风险比甲氧基丙烯酸酯类的要低一些。因为它的靶标是一个由4种蛋白组成的复杂复合体，在不同生物中可能有些变化，所以它的交互抗性不是很完全。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它仍然是高风险的药剂，因为它的靶标突变频率还是比较高的，抗性水平也很高。所以，使用这类药剂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抗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更新具有新作用靶标的新型药剂。
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农药的生产和销售方面，虽然也希望有新品种，但是往往忽视了交互抗性的问题。我们只是在同一类的药剂中换来换去，没有真正的创新。而且，这类药剂从减量和安全性的角度来看，也不应该使用。我们国家目前的杀菌剂发展状况，还是跟着国外走。国外出现一个新药，我们就等专利期过了再生产。我们自己虽然也有研发新型杀菌剂的项目，但是往往都是现有药剂的同系物，与已有杀菌剂常常存在交互抗性，而且进入市场的速度很慢。因为登记的周期长，成本高，市场竞争激烈，中国在新型药剂的更新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
在这里，我想针对抗药性的问题，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不是针对某个企业，而是从科研的角度来看，有些产生抗性的药剂已经失效了，不推荐使用，也希望农民不要浪费钱和劳力去买这些药，还要喷洒在田里，最后是没有效果的。
比如说甲霜灵这一类的药剂，它对卵菌病害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它是特别容易产生抗性的一类药剂。我们生产企业为了延缓抗性的发展，就把这一类药剂跟多作用位点不产生或者不容易产生抗性的药剂混合使用。这样，这一类药剂的使用寿命就很长。实际上，从80年代到现在都有40年了。但是根据我们抗药性的监测情况来看，我们发现在我们国家绝大多数地区的马铃薯晚疫病菌对甲霜灵都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也就是说，用这一类药剂即使是混剂，也只是另外一个组分在起作用，甲霜灵本身是没有作用的。几年前，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农业管理部门，他们也组织了几家单位复核了我们国家十个省的马铃薯晚疫病菌的抗性情况。据我所知，复核的结果全部是高水平抗性，证实了我的观点。所以，我建议这一类药剂在马铃薯晚疫病上就不要再用了。再用就是白白浪费钱和劳力，没有任何效果。
还有蔬菜灰霉病的防治问题。虽然有很多药剂登记在防治灰霉病上，但是这些药剂开始都是有效的，后来都失效了。比如苯并咪唑类药剂、二甲酰亚胺类药剂、琥珀酸脱氢酶制剂、苯胺基嘧啶类药剂、苯基吡咯类药剂等不同类型的药剂。还有甲氧基丙烯酸酯类药剂，防治灰霉病，原来也是有效的，但是这些药剂在保护地或者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用药水平比较高的地方，在大田也几乎都没有效了。几年前，山东寿光一个农民给我打电话说：“周老师，我的蔬菜灰霉病很重，这些药剂有没有抗药性？”我说你就采10个病果分开包装了寄给我，我分离菌株进行测定。结果发现，对所有登记防治灰霉病的药剂，这些菌株都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类病害的药剂使用。
刚才我说了几大类：苯并咪唑类、二甲酰亚胺类、苯胺基嘧啶类、甲氧基丙烯酸酯类、琥珀酸脱氢酶抑制剂类和苯基吡咯类。这些类别的药剂都有抗药性的问题。其中，苯基吡咯类的主要是咯菌腈，主要是先正达公司生产的。我们发现这个药剂现在在我国很多地方的抗性水平还是很低，它使用还有价值，但在大白天使用会有光解，降低效果。这也是一个很少见的品种，用量过高反而会降低效果。其他的一些药剂，包括现在有些企业还在登记用于防治灰霉病的，我就不建议他们登记了，因为他们花了钱也没有用，生产上有抗性。因为很多人做登记试验找我们来做，我会给他们一些咨询。我会告诉他们：你这个药不行，你别登记了，别浪费人力、财力和时间了。所以，苯基吡咯类的药剂在西部地区和西南地区还可以用，它的抗性水平比较低，但是在东部地区大多数地方还是有抗性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也没有好的药剂。我们也在研究新的药剂，希望能发现对灰霉有效的新药剂。但是，从实验室发现到进入市场还要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农药的登记管理要求非常严格，一般都要6～8年时间才能批下来。虽然，我们实验室针对新发现的杀菌剂分子靶标也设计合成了一些对灰霉病有高效的原创性化合物，但是要到应用可能还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另外，我还要提醒大家，容易产生药害的药剂，即使它们有效，也不要使用。因为它们会影响产量和品质，不值得。刚才我们说了，三唑类的药剂用于水稻，容易产生药害。但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丙硫菌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三唑类药剂。虽然和其他三唑类杀菌剂作用的分子靶标相同，但丙硫菌唑的结构和作用方式跟其他三唑类药剂有很大的差异。它跟靶标酶蛋白的结合方式是与底物的竞争性抑制，而其他三唑类杀菌剂则是非竞争性抑制，说明与靶标的结合位点也是不一样的。跟其他三唑类的药剂相比，丙硫菌唑比较安全，副作用较小，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再有，甲氧基丙烯酸酯类、苯并咪唑类，像多菌灵这些药剂用到小麦上，它会促进小麦赤霉病菌产生毒素，污染谷物。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小麦生长后期不要用这些药剂。还有一些药剂虽然对有些病害有一定的效果，但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细菌病害，像外国农药企业研发能力都很强，但是为什么杀细菌剂都很少？都是杀真菌剂？因为我们人类的疾病很多是细菌引起的。他们是为了防止在农业上大量使用杀细菌剂造成人类病原细菌的抗药性。虽然人类病原菌与植物病原菌不一样，不能交互感染，但是它们的抗药性基因在细菌之间是可以转移的，一旦转移，人类疾病将来更难控制。
比如以前链霉素不仅用于人的消炎，也在农业上防治细菌病害。我们很早就发现了，农业上大量使用链霉素以后，引起水稻白叶枯病的病原细菌，就产生了抗药性，产生抗性的机制是在细胞里出现了一个基因盒，叫整合子，不仅对链霉素表现抗药性，对其他多种抗生素也表现抗药性，成为很难对付的“超级细菌”。这种整合子可以通过跟细菌接触的方式，向大肠杆菌转移。如果人类感染了带有整合子的大肠杆菌，造成疾病，就没有药可治了。你看，这多可怕！所以，我想医用的药剂不应该用到植物上来防治植物病害，防止抗药性造成对人类疾病防控的危害。我们农业从业者要有社会责任，要有社会良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切不可将医药及其同系物开发为农药。
另外，我还建议要谨慎使用铜制剂。铜制剂虽然对植物细菌病害有一定的防治效果，但是铜制剂对作物容易造成药害。尽管把用于防治细菌病害的铜都加工成难溶性的铜，比如氢氧化铜、氢氧化亚铜、氧氯化铜或者是一些氨基酸的铜离子螯合物。这样的铜制剂使用后，铜离子就不会很快全部释放出来，造成药害，而是通过植物表面产生的一些酸性物质逐步缓释，起到防治植物病害的作用。但是这一类药剂，在潮湿温暖的气候条件下会加快铜离子释放，还是容易造成药害的。
此外，铜制剂在防治细菌病害的同时，它会促进螨的危害。因为铜离子对螨的繁殖有促进作用，所以我们使用铜制剂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因为防治一种病害，而让另外一种病害或者虫害加重了，这是不科学的。我们在果园，特别是柑橘要注意这个问题。柑橘溃疡病和柑橘黄龙病，都是细菌病害。实际上，黄龙病用铜制剂是防治不了的，其他很多药剂也很难防治黄龙病，因为黄龙病的病原细菌在维管束危害，目前的药剂都很难进入到植物的维管束。
记者：周教授，国家目前提倡肥药双减，对于杀菌剂的正确使用您的看法是？未来将从哪些方向寻求突破？
周明国：我从事杀菌剂研究，所以主要从农药使用的角度来谈。我们知道，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药在生产中广泛应用，用量也比较大。有些人说，我们国家的农药用量非常高，甚至说每人平均多少，或者说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有误导性的。根据农药使用统计，我们国家的单位面积农药用量，在世界上还是比较低的，而且排名靠后。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农业复种指数高。相比之下，一些国家一年只种一熟的作物，农药用的次数就少很多。但是我们的农药总量仍然是比较低的。我并不是反对减少农药用量，但也不要盲目地认为我们的农药用量就是特别多。
从杀菌剂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够遵循科学规范，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来减少用药量。
那么如何才能减少用药量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我们需要在农药研发、生产、推广和应用等环节加强管理。加强管理并不是说空话，而是要从国家层面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法规和政策，通过法规和政策来规范和约束农药的发展和使用，从而达到减少用药量的目的。比如说，有些果园和保护地（主要种植蔬菜）的农药使用频率很高，因为果园是多年生作物，保护地的蔬菜复种指数很高，这样就容易导致病害产生抗药性。而且这种抗药性不像害虫和杂草那样容易被发现，药剂是否将其杀死也容易识别。但是病菌是看不见的，你不知道药剂打下去时病菌有没有侵染，防治效果除了药剂是否有效以外，还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
所以有人就存在着很多侥幸心理，从研发到应用都缺少严格的药剂效果检验，甚至把一些没有效果的药剂作为成果产业化。你想想我们这样用下去，再多也没有效果。即使我们现在有些药剂效果很好，也不代表我们可以一直用它，现在已经产生抗药性了。刚开始进入市场时只要几克就可以了，现在用几百克或者10倍都没效果。病原菌的抗药性水平不像杀虫剂和除草剂可以通过提高用量来解决问题，除草剂提高用量还会造成药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从管理上来说，就要监测有害生物对药剂的敏感性和抗药性的变化情况，然后根据管理部门的指导来合理使用农药。
我在90年代去欧洲进行科研和学习时发现，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每年都会出一本农药使用手册。这个手册针对不同地区抗药性监测的情况，指导农民如何合理使用农药。比如说，如果某些地方的虫害、草害或者病害对某种药剂产生了抗性，那这个药剂在这个地方就不要使用了。这样，不仅能够有效防治农业病虫草害问题，还能够减少农药的浪费和污染。在我们国家，有些地方的抗药性非常严重，但老百姓还是一直在大量使用无效的药剂。如果我们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构建抗药性监测体系，每年出版和执行农药使用手册，那么我们就能够大幅度减少农药的用量和危害。
另外，像有的发达国家还有一个规定：新农药市场准入时，必须满足一定的活性标准。比如说，针对不同的有害生物要求每公顷农药用量不能超过多少克。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制，说明这个药剂的活性不高或者用量过大。那么这个药剂可能就会被禁止登记或者推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农药的科技含量和效果，推动农药的发展和进步。所以我希望国家也能够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和要求我们的农药行业，促进农药科技的创新和发展。
第二，我们要依靠科学研究或者科技进步来减少杀菌剂的用量。因为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完全不用农药，所以我们希望用活性高的农药。活性高的农药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更少的量就达到原来的防治效果。比如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那时只有一些无机和天然的杀菌剂可用，每公顷用量达几公斤到十几公斤，而且毒性还很高。后来有机杀菌剂的发展使杀菌剂用量降低了一个数量级，每公顷用量只要几百克到几千克。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现了活性和安全性非常高的选择性杀菌剂，而且还具有内吸治疗作用，不仅使病害防治水平上了新台阶，而且用药量又下降了一个数量级，每公顷用药只要几十至几百克，甚至有的药剂每公顷只要用几克。
我们要开展科学研究，希望国家加强对这一领域的重视。比如说，我们可以研发新型杀菌剂，它们与现有的药剂没有交互抗性，能有效杀灭病原菌。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难。因为没有交互抗性就意味着新型杀菌剂的作用靶标是全新的，与现有的药剂不同。而新靶标的发现非常困难，需要大量的创新和探索。据我统计，全世界每年平均只有8个左右的新农药问世，包括杀虫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杀菌剂。这是非常少的。要找到1个新农药的分子靶标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在杀菌剂方面。我查阅了资料，发现我们的杀菌剂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只发现了20个左右具有选择性的分子靶标。选择性分子靶标就是在不同生物中有分化，结构上存在差异，可以让药剂只对病原菌起作用，而对人和植物是安全的。发现这样的靶标很难！
我们实验室非常幸运，在本世纪以来，已经发现了4个新的杀菌剂分子靶标。这些靶标都得到了国际同行专家的认可，也有很多相关的论文发表。当然，仅仅发现新靶标还不够，我们还要解析它们的三维结构，探明这些靶标蛋白质与抑制剂结合的分子结构特征，并且保证这些药剂只对病原菌有效，而对植物、人或其他动物无害。因为在植物、人或其他动物中，可能也存在类似的功能蛋白质，但是它们的结构有细微的差别。解析靶标蛋白的三维结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据我所知，在世界杀菌剂史上，至今只有我们团队率先成功解析了植物和植物病原真菌的药靶蛋白结构，继解析了茉莉酸甲酯的植物免疫受体蛋白以后，我们又探明了我们之前发现的一种杀菌剂新靶标肌球蛋白与药剂相互作用的分子结构，并且分析比较了小麦赤霉病菌与其他病原真菌的肌球蛋白结构差异。我们要利用这种差别，设计出具有选择性的药剂。我把这种药剂称为“靶向农药”，这种靶向农药不仅活性很高，而且安全性也很好。
我们最近针对植物病原真菌肌球蛋白结构设计合成了一些新化合物，有的化合物活性比氰烯菌酯对小麦赤霉病菌和水稻恶苗病菌的抗菌活性要高出50倍以上，在田间试验每亩用5～10克防治小麦赤霉病的效果高达90%以上。而且，这些新化合物还对稻瘟病菌和各种作物的炭疽病菌等多种病原真菌也有很高的抗菌活性。这也说明基础研究的突破能够为新农药创制的颠覆性高技术研发提供理论支撑，这对于解决农药减量和抗药性治理的卡脖子技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开发更高活性、更低用量的新药，取代现有的药剂防治抗药性病害。
第三，我们还要研发增效剂或者是增效的用药方法，提高杀菌剂的效果。我们要分析农药使用后，病原菌或者是害虫或者是杂草产生的抵抗反应，包括一些化学和生理的变化。我们要筛选或者是合成一些能够抑制这些反应的物质，然后与农药一起使用，这样就可以形成增效剂。比如说，我们发现很多病原菌可以产生毒素，这些毒素可以危害植物的细胞，有利于病原菌的生长和发育，也是它们致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我们抑制这些毒素的产生，那么病原菌的致病力就会减弱，我们用农药防治它们就会更有效。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思路，研究了井冈霉素和一些其他杀菌剂的作用机制。
我们发现井冈霉素可以干扰赤霉病菌的毒素和麦角甾醇生物合成途径，因为它与糖代谢有关。我们就想到了，井冈霉素不仅可以防治水稻纹枯病和丝核菌病，也许还可以防治赤霉病，与甾醇生物合成抑制剂有增效作用。我们就做了实验室和田间的试验，证实了这个想法。我们从2010年到2016年连续7年，在不同的地方做了几百个田间试验，确定了井冈霉素对赤霉病和毒素的抑制效果，以及它与其他甾醇生物合成抑制剂的增效关系和用量范围，大幅度降低了杀菌剂的用量。我们觉得这个技术有很大的应用价值，所以我们申请并获得了十多件国家发明专利和8件国际专利授权。并与山东滨海瀚生和南农农药等企业合作产业化，我希望这些技术能够尽快运用到生产中，解决生产问题。
记者：周教授，杀菌剂行业从业者与使用者非常多，您对这些人群有什么想说的吗？
周明国：杀菌剂在我国的市场还不够大，相比之下，杀虫剂和除草剂的用量更高。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杀菌剂的用量却很大。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对病害的认识更深入，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更严格，所以它们在病害控制方面更加重视，病害防治的水平也更高。
杀菌剂、除草剂和杀虫剂在不同国家用量差异都有区别。我们在病害防控方面，虽然有很多方法，比如农业措施、物理措施和生物措施。农业措施包括选用抗病品种、合理栽培、合理施肥、通风透气等；物理措施包括物理消毒、高温处理等；生物措施主要是使用生物农药。这些方法都可以有效地降低病害的发生和发展。
但是在生产中，如果遇到病害突然暴发的情况，我们就不能及时地采取这些方法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防治病害呢？
目前来看，使用化学杀菌剂是最有效、最快速、最适合应急的防治措施。化学杀菌剂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有很多优点。比如，它的活性高，可以在工厂规模化生产并得到质量控制，储存时间长、用量少、运输方便，可以覆盖很大的面积。而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生物农药，可能在生产、储存、运输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生物物质的降解失活、生防菌的死亡等。所以在世界上，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中，化学农药还是首选措施之一，特别是在应急防控时，少不了化学农药的应用。
我们作为杀菌剂的从业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来应对杀菌剂使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呢？我们知道，杀菌剂的大量使用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病原菌的抗药性。这种抗药性在生产上跟杀虫剂和除草剂是不同的。由于病原菌的繁殖速度快，繁殖周期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能产生大量的抗药性菌株，然后感染健康的植物。这样，杀菌剂分子靶标变异的抗药性病原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能发展成较大群体，我们就可能遇到突发性的防治失败。
比如上个月喷药还有效，这个月喷药就无效了。这是因为上个月喷药杀死了敏感的菌株，但留下了抗药性的菌株，它们迅速繁殖并造成流行性病害。如果没有监测和及时发现抗药性的情况，我们在防治时可能就会措手不及。所以，杀菌剂的抗药性是我们保障农作物安全生产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可能会导致病害的突然暴发和防治的无效，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作为杀菌剂的从业者，要有一些能力来应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有洞察力，能够了解杀菌剂的发展趋势和未来需求，能够及时发现抗药性的问题。其次，我们要有创新力，能够研发和生产出新型的、有效的、安全的杀菌剂。第三，还要有重大抗药性病害防控杀菌剂市场准入应急机制，确保能够解决抗药性的问题。这些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管理、销售、推广和使用杀菌剂的过程中，要足够了解生产商和病原菌的情况。我们要知道生产商是怎样研发和生产杀菌剂的，他们有什么样的技术和质量标准。我们也要知道病原菌对不同杀菌剂的敏感性，这个敏感性可能会因为地区、气候、病害程度等因素而有差异。我们不能凭空判断，而要有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检测。我们要监测病原菌对哪些杀菌剂还是敏感的，对哪些杀菌剂已经产生了抗性，抗性的水平和范围是多少，抗性的群体是怎样发展的。这些都是我们要了解的。
了解病原菌的抗药性情况后，我们要指导农民科学用药。对于我们的研发者和农药生产者来说，我们要有洞察力，要研发新药。我们要找到那些能够有效防治病害，而不会产生交互抗药性的新型杀菌剂，这样我们就能占领市场。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多企业还需要努力的地方。因为在外国，有些企业会做抗药性的监测，了解生产上的抗药性情况，然后指导他们新杀菌剂的研发方向和目标。他们就能走在前面。
比如说，我们在1992年在浙江发现了抗多菌灵的小麦赤霉病菌，1994年在江苏发现了抗多菌灵的赤霉病菌。虽然那个时候多菌灵还能有效防治这些病害，但是我们已经预见到，可能在七八年后，多菌灵就会失效。所以我们就要及时研发能够替代多菌灵的新药剂，并通过试验和审批，进入市场。这个过程也需要七八年的时间。这样我们就能在现有的药剂失效的时候，及时推出新的、有效的、安全的技术产品，满足生产的需求。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一方面可能还不够重视。我经常跟一些企业老总说，你们要研发什么新产品？都是问销售员，现在市场上什么药好卖？然后他们就赶快去登记产品，然后把它推向市场。我说这是落后的做法，为什么？你现在看到的市场上卖得好的药，等你的药剂登记完了，如果是简单的复配药剂，也要3年后才能上市。那可能等你的药剂上市了，那些病害已经对那些药产生了抗性，你的药就没用了。
所以我们应该从科技的角度，从研究的角度，了解市场的未来趋势，而不是看销售员的眼光。我们要预见未来。我常说，你要看到未来5年、8年、10年，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药？什么样的病害需要什么样的药？而且我们研发1个新药需要8～10年。所以这就需要有科研人员和专业人员来做这件事。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专家说，十年八年以后的科技发展是无法预测的，我们怎么能预见未来呢？这种话听起来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正的专家，他应该能够预测他所研究的领域或方向，在未来5年、8年、10年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只有外行才会觉得无法预测。关键是我们专家做研发不能急功近利，要沉下心来做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农药研发、生产和使用方面保持优势，才能避免因为抗药性而造成的突然的农业损失。
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国家在研发新技术方面是比较薄弱的。或者说，在真正需要新药来防治抗药性病害的时候，我们往往被国外的农药企业所控制，就是存在被卡脖子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自主开发出完全新作用机理的药剂。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和生产企业都在努力合作，研发新型的杀菌剂。这里的新型，是指具有新作用机理的，不会与现有的药剂产生交互抗性的杀菌剂。这样，我们才能突破国外的技术垄断。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发现新的靶标，并解析靶标的结构，这样我们就能有针对性地设计靶向的杀菌剂或反抗性的杀菌剂。
比如，如果病原菌的药剂靶标蛋白氨基酸发生了突变，导致我们的药剂失效了，我们就可以针对突变后的氨基酸来设计药剂，让它能够结合上去。这样，我们就能对抗药性的菌株有效，这就是反抗性。现代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些理论和方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前沿技术运用到我们的农药研发中去。要有足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能迎接这些挑战。
